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明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而登位，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当然，也有例外。谷应泰的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

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他身边多是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这与他多方征求方正之士、杜绝嬖幸之门、抑制外戚、制裁太监有关。他在早朝之外增设午朝，频繁召见大臣，访问疾苦，寻求治安之道。这和他的素质很有关系。在太子时期，他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养成“仁孝恭俭”的品格。

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经常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稍有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无怪乎人们称赞他是明朝最为遵循儒家伦理规范的皇帝。他即位以后，还拨乱反正，对内阁六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

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此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他的名声本来就臭，他被罢官后，上疏者纷纷出来庆祝。

接着被罢官的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还有另一位大学士刘吉，被言官封官许愿推荐，一时间言官们都缄默了。但也有人敢于直言，如翰林院候补官员张昇首先出来，说刘吉把口蜜腹剑李林甫和钳制言路贾似道合而为一，是双料奸臣。大理寺官员夏堠上疏揭露刘吉的罪状，并不比万安或尹直小，但依然在加官进爵，被称为“刘棉花”。

清除宵小之徒，为起用德高望重的大臣做准备。孝宗即位初，就想起了刚直不阿的司礼监太监怀恩，因为支持言官抨击传奉官被先帝贬往凤阳，被尊敬并倾心仰慕。怀恩回来后，即向孝宗建言：罢免阿谀万贵妃的佞臣，将刚直方正的大将王恕召回。

王恕曾因敢于直言极谏而闻名，在成化年间就已如此，以至民间流传民谣：“两京十二部，无一如王恕。”但由于未能入仕，便退隐南京，此后虽历任巡抚侍郎尚书，都未受重用，其原因正如《明史·王恕传》所说：“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

然而，当丘浚提醒王恕请求皇帝召见，大胆陈述时政弊端时，有感于天下事宜深广远，而无法尽察君子的真心实意，因此希望陛下每日下朝后前往便殿，与大 臣详谈治国要义。此建议顺利实施，从弘治元年开始，每日午后的便殿接见成为常态，使得各路大师傅能够当面陈述政见，而皇帝则能详细询问裁决，以此确保国家平稳运行。

除了这些人物，还有一些其他著名人物，如丘浚这样的学者型官方，他们通过坚持学习和修养，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为国家提供宝贵智慧和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那些只知权谋只图个人利益的人形成鲜明对比，让我们更加珍惜他们那份超凡脱俗的心志和精神追求。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那些真正关注国家兴衰命运的人才能够站出来发声，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方向。而这些人物，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一群优秀人才，他们对于如何正确地理解政治责任，以及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情境中保持自己的信念，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的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