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明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而登位，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当然，也有例外。谷应泰的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
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他身边多是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这与他多方征求方正之士、杜绝嬖幸之门、抑制外戚、制裁太监有关。他在早朝之外增设午朝，频繁召见大臣，访问疾苦，寻求治安之道。这和他的素质很有关系。在太子时期，他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以养成“仁孝恭俭”的品格。
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将《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等书籍拿出来阅读，对任何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他被誉为是明朝遵循儒家伦理规范最为严格的一个皇帝。他拨乱反正，大幅度地调整了内阁六部的人事，并且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以及另一名大学士尹直，因为他们都是佞幸人物，被罢官。此举受到了一些言官们封官许愿的支持，但也引起了一些敢于直言的人物如翰林院候补官员张昇和南京兵部尚书王恕的声音。
王恕曾经因为他的刚直不阿被尊敬，被称为“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完全免受贬黜，因为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不畏惧权贵。当丘浚成为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时，他们之间开始产生嫌隙，最终导致丘浚指使太医院官员刘文泰攻击王恕，使得两人关系彻底破裂。最终，当年七十六岁的丘浚去世，其盖棺论定仍旧公允地评价了他的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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