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除了打天下的开国君主，大多数守成君主实在难以恭维。这批人从小在深宫高墙之内成长，没有经历磨难，耳边一片阿谀奉承之词，养成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指望他们力挽狂澜，难矣哉！
当然，也有例外。如明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长大，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
孝宗朱祐樘就是一个例外：恭俭仁明、勤求治理，他身边多是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这和他多方征求方正之士、杜绝嬖幸门户、抑制外戚和太监，以及增设午朝频繁召见大臣，有关。
这与孝宗本人的素质很有关系。他在太子时期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等人的指点，对经史了然于心，为“仁孝恭俭”树立了良好榜样。而即位后，他仍然不忘学习，不断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遇到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
无怪乎人们称赞他是明朝最为遵循儒家伦理规范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他拨乱反正，将佞幸排斥，对内阁六部进行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
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这个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他升官法门，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紊乱朝政。当孝宗查获其奏折，每一件都是向皇帝推荐房中术秘方，被迫罢官。
接着被罢官的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以及刘吉，他们都因为与言官勾结，以口蜜腹剑的手段谋取权力，最终遭到了罢免。
清除宵小，是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正直大臣。在孝宗即位初年，就想起了刚直不阿的司礼监太监怀恩，因为支持言官抨击传奉官被先帝贬往凤阳，被采纳作为忠诚表现之一，把他召回，并让出任吏部尚书，让他负责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
王恕是一个例证，他以敢于直言极谏而闻名，上疏陈言二十一次，上疏建白三十九次，全力阻击佞幸。然而，由于没有得到重用，最终退休。此后，在民间流传着民谣：“两京十二部，无一人比王恕。”
丘浚也是这样一个人，以经济才能著称，一生致力于修订国家典章制度，并撰写了一本关于《大学衍义》的补充书籍，此书深受孝宗青睐，被誉为辅助圣学者。此后，他参与编撰《宪宗实录》，并参与机务工作，为文渊阁大学士，在七十一岁时去世，其盖棺论定还是公允地评价他的贡献，同时也提出了他的弱点，如议论过激等问题。
